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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争年代,代表们为参加党代会要付出生命的代价
 
作者:李颖   来源:人民政协报   发布日期:2012-10-26   点击次数:
  1940年5月,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长子、时年31岁的李葆华,策马急奔在通往延安的道路上。作为中共晋察冀边区委员会常委兼青鹏棋牌部部长,李葆华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。在赶赴盛会的途中,他和战友遭遇日军伏击,一名代表坠入深沟壮烈牺牲。

  “为了开党代会,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,这在今天看来,简直无法想象。”62年后,满头华发的李葆华深情地说。

  周恩来夫妇赴莫斯科参会途中的惊险遭遇

  六大代表怎样安全地到达莫斯科?这在中苏两国断绝外交关系,中国国内白色恐怖严重,国民党到处捕杀共产党人的情况下,是一个难题。

  为了保证代表们安全抵莫,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给予大力支持。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特凯维奇参加大会的准备工作,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洛蜀莫夫具体负责保证代表们旅途安全。他们和中共临时中央密切配合,在哈尔滨和满洲里等地安排地下交通站,接送代表们过境。

  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,各省出席六大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,先后到达上海。中共中央将代表们编成若干小组,或乘苏联商船到海参崴,然后从那里过境,改乘火车赴莫斯科;或乘船去大连,在大连转乘火车到哈尔滨,再从哈尔滨北上满洲里,从那里偷越国境进入苏联,然后再乘火车赴莫斯科。因为苏联商船较少,多数代表都是走上海—大连—哈尔滨—满洲里的路线。走这条路线危险重重,经常会遇到国民党军警特务和日本警察暗探的跟踪盘查,应对不力即有被捕的危险。

  周恩来夫妇的经历颇具代表性。邓颖超曾专门撰写《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》一文,对此进行了详细回忆。那是1928年5月初,他们夫妇扮成古董商人,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去大连。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,他们正准备上岸时,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,对他们进行盘问。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?周恩来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(实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)。又问做生意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?周恩来回答说,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。又问到哪里去?周恩来回答,去吉林。问到东北干什么?答去看舅舅。这几个人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到水上警察厅。在那里,他们又详细询问周恩来出生年月日、学历、职业等。对于这些人的一系列盘问,周恩来镇定沉着地一一作了回答。

  经过这么一番盘查,日本警察仍没有完全消除怀疑。在周恩来夫妇乘火车到长春途中,仍有日本便衣警察跟踪。邓颖超回忆说:“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,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,我们也同他聊天。当时,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。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,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(我后来才知道的)。恩来应立即回片。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,实际我们没有名片,恩来装着找的样子,‘噢!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,还在箱子里呢!很对不起。’(做要去取的手势)对方说‘不必,不必了’。终于对付过去了。”

  两度遇险后,周恩来、邓颖超终于辗转来到哈尔滨,与李立三等人会合,乘火车到达满洲里。在苏联人的帮助下,他们成功越过国境,到达莫斯科。周恩来夫妇一生多次遇险,但这一次是刻骨铭心的,以至几十年后,邓颖超还能把细节回忆得这么清楚。

  历时一个多月,到6月中旬,代表们历经千辛万苦,大都安全抵达莫斯科。
  
  “此行当可慰同仇”

  七大是在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延安召开的。这是民主革命时期最公开、最开放的党代会。但是,战争年代,各地代表来延安开会,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自1939年中央明确要求各地代表选出待命后,不久,代表们即陆续从各抗日根据地、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向延安集中。

  1940年4月25日,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从第一二九师师部山西潞城北村出发,前去洛阳与卫立煌谈判,然后返回延安参加七大。因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的影响,当时的国共关系还很紧张。朱德夫人、后来也是七大代表的康克清问朱德:被国民党抓住,坐牢怎么坐法?朱德回答说:不知道。康克清又问:我们两人一起坐牢还好办,遇事有个商量。若是分开怎么办?朱德说:当然分开。既然抓起来,他们就不会把我们两人关在一起。康克清听了,不免有些顾虑。

  朱德看出康克清的心情,笑着说:我的好同志,你放心,卫立煌这个人不是顽固派,他一贯主张国共合作抗日,反共摩擦不是他的本意。我们处处团结他,争取他,他这次既然来电报欢迎我去,就决不会把我们抓起来。当然,提高警惕是必要的。左权派了一个较强的连队作为护送朱德的随行卫队。

  5月5日,朱德一行抵达河南济源县,夜宿该县刘坪,这里已是太行山的尽头,到了黄河边上。第二天朱德就要离开这座曾经浴血奋战近三年的山脉了,不由得心潮起伏,思绪万千。那首著名的七绝《出太行》就是这时写的:

  群峰壁立太行头,天险黄河一望收。两岸烽烟红似火,此行当可慰同仇。5月6日,朱德一行离开太行。7日,渡过黄河。卫立煌果然对朱德十分友好,专门派人、派车在黄河边上接朱德到洛阳。谈判气氛也很融洽,朱德提的要求大多得到满足。几天后,朱德一行乘火车到西安,几天前刚从延安来的周恩来亲自到车站迎接。自六届六中全会后,两人快两年没见面了。这时,有一批准备到延安的干部、进步人士和青年因被国民党当局阻拦而滞留西安,其中有著名文学家茅盾先生。5月24日,他们与朱德同行,分乘三辆大卡车驶向延安。途中,朱德提议拜谒黄帝陵。26日,朱德回到延安,受到延安干部和军队、民众的热烈欢迎。

  北方局杨尚昆与广东的古大存、方方及从山东途经太行的徐向前等,于1940年11月同行参加七大。那正是皖南事变前夕,日军对华北根据地施行“囚笼政策”。太行军区派一个旅送他们过同蒲铁路,晋西北又派一个旅来接应。一行人于年底到达延安。

  “山一程,水一程,万里长征足未停”

  “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,微山湖上静悄悄……”唱起这首歌时,你可能会记起铁道游击队故事中的这样一个情节:游击队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,护送胡服同志穿越敌人的封锁线。这位胡服同志就是刘少奇。1942年3月19日,他带领华中赴延安干部100多人,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个团的护送下,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,踏上返回延安的千里征程,准备筹备和参加七大。

  三年前,刘少奇从延安奔赴华中时,凭着同行的徐海东挂有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,比较顺利地到达华中。路上虽然难免长途跋涉的辛苦,也遇到过国民党军队多次刁难和日军飞机的轰炸,但都有惊无险地闯过来了。而今,情况要严重得多。日军从1941年春开始,在华北全面推行更加野蛮的“治安强化”运动,在将近3000公里的铁路、公路两旁,掘了二丈宽、一丈二尺深的壕沟,筑碉、筑墙,企图隔绝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。国共两党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国民党当局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,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。

  历时9个月的艰险“小长征”,穿过100余道敌人的封锁线,刘少奇终于在年底到达延安。

  “山一程,水一程,万里长征足未停。太行笑相迎。昼趱行,夜趱行,敌伪关防穿插勤。到处是军屯。”这是陈毅赴延安途中所作的十余首诗词中的一首。他走了近半年。而从海南岛来的代表,途中竟用了一年半的时间。还有多名代表在途中牺牲了。

  代表们历经艰险,分批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宝塔山下。由于会期的推延,许多人已在延安等待几年。由此,我们也可以看出,战争年代召开一次党代会,是多么不容易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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